思想聚焦:新力量不足以挑战美国

时间:2019-08-10 15:23 点击:

  世界体系理论在近二三十年来风行一时,成为分析现代世界政治经济的锐利工具。这一理论的基础是马克思对于资本主义经济体制的批判,20世纪中叶以来,英美的一些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者和历史学家,试图对资本主义长期发展的历史做出系统的分析。与此同时,法国历史学的“年鉴学派”更进一步地提出“长时段”和“总体历史”等概念,力图全方位地理解现代世界的历史。“年鉴学派”历史学家布罗代尔(Braudel)的三大卷巨著《15至18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与资本主义》,引发了现代历史研究的深刻震荡,美国历史学家沃勒斯坦(Wallerstein)1974年推出《现代世界体系》的第一卷,标志着世界体系理论的正式成型。

  世界体系理论研究的新一代领军人物,是出生于意大利的历史学家乔万尼·阿瑞吉(GiovanniArrighi),阿瑞吉目前居于美国,担任美国纽约州立大学宾厄姆顿分校的布罗代尔研究中心主任。阿瑞吉延续沃勒斯坦的各项主题,并把精力日益集中于近两百年的历史演变。1994年出版了《漫长的20世纪:金钱、权力和我们时代的根源》,着力研究风云起伏的20世纪。1999年,阿瑞吉邀集一批来自各方面的学者,白小姐论坛!分4个层面透视近10余年的种种动荡,由此产生出一部力作《现代世界体系的混沌与治理》。这本书近期由三联书店出版了中译本。

  《现代世界体系的混沌与治理》的研究前提始于一个重大判断,阿瑞吉认为,1989年的巨变“标志着一种结束,不仅是启蒙运动和法国大革命发起的特殊政治—文化时代的结束,而且是自从16世纪以来就存在的现代世界体系的结束”。20世纪90年代初期海湾战争美国大获全胜的结果,使人们相信一个世界新秩序正在形成,但实际上,这样一种乐观主义的观点不久就被视为一个“令人厌恶的笑话”,因为这其实正是更为巨大冲突的预兆。本着这样的紧迫感,阿瑞吉在此书中试图通过回顾历史,来分析世界政治经济的未来远景。

  阿瑞吉说,由以前300年间两次霸权转移的方式中,我们可以大致预期世界体系变化的动力机制,并判断现在的体系危机将如何转换。假定认为现在是美国的世界霸权衰落和危机时期,那么读者就可以用先前世界霸权出现转移的两个时期与之进行对比。阿瑞吉认为这两个时期分别是:18世纪世界霸权从荷兰向英国转移;19世纪末20世纪初世界霸权从英国向美国转移。

  对于这样的霸权转移,阿瑞吉提出有4个相关层次特别值得注意:一是“地缘政治和巨额融资”,即国家之间不断变化的力量平衡,这决定了是否有可能出现一个新的霸权国家;二是国家和大规模的跨国商业机构之间的力量平衡,关键看跨国商业机构是否彻底摧毁了国家的权力;三是看上述两种平衡关系是否会彻底冲垮人们工作和生活的环境,冲垮社会生活和再生产的基础条件;四是从世界历史角度来看,“西方文明与非西方文明之间不断变化的力量平衡,”“特别是西方主宰现代世界体系的时期是否已经走到了尽头”。

  阿瑞吉及其同事的研究非常细致,书中附有多种图表数据。书名特别用了“混沌”一词,希望由最新的“混沌理论”获得灵感,看清“混沌理论”中所提出的一个概念,即“混沌中也潜含着某种秩序,貌似混沌的世界潜在着某种模式。”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对于金融危机在世界体系动力机制中的作用,阿瑞吉进行了深入分析。他指出,“金融扩张是霸权危机和危机最后转化为霸权崩溃不可或缺的一个环节”。一方面,金融扩张使衰落的霸权国权力膨胀,58123惠泽社群论坛,缓和了体系崩溃的趋势;另一方面,大量的流动资本和金融扩张也加剧着各种冲突,在混乱不断的情况下,如果出现具有更强整合能力的政治及商业治理机构,则资本就会重新分配给具有更大安全性的新兴力量,导致新霸权的兴起。18世纪荷兰和英国之间爆发的金融危机,就使更富有总体综合能力的英国成为新的霸权中心;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在英国和美国集中爆发的金融危机,使美国得以完成自身转化和总体能力的升级,并最终取代英国。

  在这一历史进程中,随着霸权中心的转移,世界体系也在发生变化。荷兰领导时期,确立了新兴欧洲国家体系;英国领导时期,主权国家的欧洲中心体系扩展到全球;美国领导时期,美国对世界体系的影响和渗透力进一步加强,不再以欧洲为中心。而新一轮的危机,将是更大范围的全球组合和新力量中心的崛起。

  阿瑞吉借此书描述出一个循环模式,即霸权导致扩张、扩张又导致“混沌”、“混沌”又导致新霸权。同时,这也是一个演进的模式,新的霸权必须开拓新的道路,具有更集中的国家组织能力,能够进行更高规模的力量整合。

  阿瑞吉尽管强调要研究当前的霸权转移过程,但他却声称这一过程将充满不确定因素,相当漫长、混乱,因为当前的力量转移幅度更为广阔,充满前所未有的复杂性。美国的政治—军事优势、欧洲的政治—文化优势、东亚的经济优势和政治—文化潜力,这三者之间有着复杂的冲突趋势,也包含着某种均衡的可能。这种均衡和冲突兼具的情况可能在一个很长时期内持续下去。

  不过现在还没有强大而可靠的新力量足以挑战以美国为中心的世界体系,“与一个世纪前的英国相比,美国显然更有力量把衰落的霸权转变为剥削性的优势”。阿瑞吉做出的预言颇为悲观,他担心力量转移会或多或少地以灾难结束,而灾难程度,则取决于衰落中的霸主如何应对危机的出现。

  作为中国读者,我们更应注意到,阿瑞吉虽然力求理解,但他对于东亚(尤其是中国)的力量还有着相当的隔膜,对东亚能否为世界开拓出一条全新发展道路抱着很深的怀疑态度,他认为东亚的大国几乎没有意识到危机的深重和任务的艰巨,甚至不具备面对当前危机的信心和能力———虽然他一直强调解决世界体系大混乱的关键是:新的全球领导力量要从东亚的中心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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